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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治奸之术洞察和防范奸邪（第4页）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是治国之本。只是很可惜，直至如今仍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他的讲述也许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吧，纵观古今，好象只有唐朝的部分辉煌时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唐太宗在历史上堪称明君，但他大臣的班底却比较复杂，既有从一开始就追随他，始终不渝的从龙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也有从隋炀帝那里接收来的一批降臣，如萧瑀、裴矩等；还有的是在他们兄弟权争中弃旧从新的，如魏征。这些人并不都如金似玉般纯良，只是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导之以正，使得这些人政治品质中消极因素得以抑制或克服，积极因素得以发扬，有的人甚至发生了性格迥异的变化。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便是裴矩。

裴矩是一个“代代红”式的人物，他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主子手下都很得意。

裴矩在侍奉隋炀帝时，曾任隋朝的吏部侍郎。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极端荒淫残暴而著名，他三游江都，三侵高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隋炀帝又常以才情自负，裴矩则刻意投其所好，是隋炀帝最赏识的逢迎诌媚的佞臣。

裴矩凭媚功达到既富且贵，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场罪恶的讨伐辽东的战争，便是在裴矩的唆使之下而发动的，战争旷日持久，屡打屡败，耗尽了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闹得国弊民穷，怨声四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来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隋朝的佞臣裴矩在唐朝成为忠臣呢？《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国君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标志正则影子直；标志邪则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奸臣佞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

——《资治通鉴·唐纪八》

其实，历史土曾有许多大臣，原本并不是坏人，只是由于国君的治国指导思想错误，他们也跟着误入歧途。君好大喜功，他们便兴师动众，推波助澜：君好斗，他们便相互攻讦，斗得个你死我活。许多身败名裂的大臣，其实是国君错误的牺牲品。

同一个大臣，在明主的领导下，可能会是正派的；在昏君的手底下，则可能是奸佞的。同一个国君，如果前期英明、公正，后期昏庸、愚暗，也必然会造成忠奸易位，正邪消长的局面。齐桓公一朝就是一个典型。

齐桓公早年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位相，一时之间，人材大盛，鲍叔牙、隰朋等，或以贤德，或以才能闻名于世，在他们齐心辅佐之下，齐国脱颖而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得只有中人之资的齐桓公，居然成为五霸之首。可到管仲一死，他不听忠言，重用以长卫姬为首、包括易牙、竖刁、开方在内的等四人（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四人帮”），终于导致国家大乱，最后他竟然死无人问，以致尸出蛆虫。真实悲剧啊！

韩非子讲，君暗臣弱，君明臣忠。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管理者的人品出问题，必然会创建一个恶人谷。每位企业管理者都应该知道，领导不能正己就很难正人。一个企业的好坏关键在老板，一个部门的好坏关键在部门领导。如果企业管理者为个人捞钱、捞荣誉，又如何要求广大员工对企业效忠呢?又怎能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呢?

企业领导人的品德相当重要，因为他是企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一种公器，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藤崎照夫，台湾本田总经理

所以，领导者必先以身正人，身先士卒，这是治乱之根本。企业领导要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作风正派，纯朴实干的干部队伍，提高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公司风气的自觉性，与员工共同努力维护企业长期形成的纯朴和谐的良好风气，共同在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愉快地工作，使公司能在这种美好舒适的公司气氛中更快、更好地发展。

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汉）董仲舒

禁奸先要引导人心向善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说疑》

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

韩非接受了老师荀子“人性恶”的思想，提出了人性自利说。他认为人是自私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产生奸邪的行为。所以，他主张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从源头治理。

当年大禹治水时就知道以疏导为上，只堵不疏终其。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

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

——《论衡率性》

比屋而封是一成语，出处《尚书大传》卷五：“周人可比屋而封。”指上古之世教化遍及四海，家家都有德行，堪受旌表。后泛称风俗淳美。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比韩非子又高了一个层次。

韩非子在《说林上》一篇中讲了一个故事。庆封在齐国作乱后，想出奔到越国。同族的人说：“晋国近，为何不去晋国？”庆封说：“越国远，有利于避难。”同族的人说：“你把作乱的念头改掉的话。住在晋国就可以了；不把这种念头改掉，即使远居越国，难道就能够安宁吗？”韩非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心中不起恶念是禁奸止过的最好办法。

人们都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性恶的现象是那么普遍地存在。小孩子间的打架，摧残小动物，抢夺食物……美国校园枪杀案近年来出的还少吗？少年人之间的残杀、摧残成分比成年人的要重。在中学女寝中出现的女孩子合伙欺凌弱者的现象也只能用人性恶的一面来解释。欺凌他人是一种上瘾的行为，很难自控。老板欺凌员工，后娘虐待继子，丈夫蹂躏妻子，儿媳恶待公婆，美军虐俘……还有不算远的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

其实，大凡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人性问题，而人性是要追寻自己的生存发展享受的，所以如何引导人性向善转向而抑止恶的出现是个重要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来说主要是要注重人内心的塑造才能有效。

人是一种能动之物，人类行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躲在背后的恰恰就是“求我幸福”。求我幸福是自在人性的自然表现，它既可造就“善”、亦可造就“恶”，完全在于人的能动本能如何疏导它。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认为人性天然地倾向于“为己”，欲望只有经过理性的引导和调节，才会变成正常的合理的欲求。如果不加节制，就将泛滥成兽性，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他反对人治而强调法治，主张通过法律来节制人的欲望。

求我幸福的人性使人类行为动机从根本上定位在个体和局部利益上，但通过人类能动的疏导，却可造就出良性的“自为人性”，从而使人类做出有利于他们整体的合理行为。

理论上讲，人类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自身人性恶的一面。通过良性引导可以使人为了实现自我而首先放弃自我、为了“为己”而首先“为人”，造就出“先人后己、先公后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高尚人格；远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等低劣的极端，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强制力量，把人性强力约束在人类组织许可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