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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面临一个做企业做大和做强的临界点。而在这个临界点上,非正式的管理要向正规管理靠笼,这就必然要求企业首先要从人治走向法治。老板天天叫要制度规范,说明他在这时已产生了对管理正规化的需求,但这只是一个起点而已。要用制度来约束他,让老板改变任意而不任法的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毕竟,要让老板自己限制在自己画的圈里边,去与下属分享自己靠经济力而非政治力得来的权力,真有些难为他。
但是老板提议制度规范,而有了制度第一个规范不了的又是他,这的确是很难办的事。第一,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领导不遵守,员工如何遵守。第二,老板不执行制度,那么制度必然被破坏掉,他破坏了制度,开了先例,下边员工自然也就认为这个制度只是个花瓶,摆摆样子而已,“狼来了的游戏”,不用把它当成回事。如此恶性循环,企业就在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了。
执法公正才能不树私怨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轩。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
由于犯罪而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会怨恨君上,所以被子皋处以别刑的人反而保全了子皋;由于建立功劳而受到赏赐,臣下就用不着感激君主,所以翟璜理所当然地乘着尊贵的轩车。
法律制度的执行,能否取得良好的成效,主要取决与公正。一是法本身要公正,二是执法者本人要公正。韩非子主张,治理国家,管理民众,要执法公正,惩罚得当,法不偏袒权贵,不能屈从于邪恶,惩罚非过不可回避权贵大臣,奖赏善行不可遗漏普通百姓。这样,被管理者就心服,不会产生私怨,就更容易统治。
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
——(春秋)左丘明《国语》
韩非子举了两个例子:孔子担任卫相时,他的弟子子皋担任狱吏。子皋依法砍掉一个犯人的脚,被砍脚的人得看守大门。有个人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子图谋作乱,卫君打算捉拿孔子。孔子逃跑了,弟子们也都逃跑。
子皋跟着跑出门,断足守门人引导他逃到门边屋子里,官吏没有捕到他。半夜,子皋问断足守门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令,只得亲自砍掉了你的脚,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竞肯帮我逃走?我凭什么得到你的帮助呢?”
断足守门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有应得。但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让我免罪,这些我也清楚。等到案子和罪刑决定了,您心里十分不快,脸色上都表露了出来,这我又清楚地看在眼里。您并不是循私照顾我才这样做,而是与生俱来的仁爱之心本就这样。这便是我心悦诚服并要报答您的原因。”孔子对于这件事,说了一句话:“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会做官的人树立怨仇。官员是用来公平行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正。”
另一个例子是:魏文侯的大臣翟璜,因推荐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人有功,魏文侯封他为上卿,可以乘坐“轩骑驾出”。韩非子以此说明“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的道理。
韩非子指出:君主对臣下实施赏罚,必须具有公正性。如果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韩非子·主道》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高明的管理者,正是因为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制订和执行企业规章时,也都十分注重“法不阿贵”的原则。
在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公司的劳动规则规定:任何职工不得迟到、早退,上班由计时器打卡,只要迟到一秒钟,当月奖金就全部扣除,分文不给。规定宣布后不久,公司一位副总经理上班迟到,总经理当即就扣发了他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不用通报,也不用广播宣传,很快就在所有职工中传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全公司劳动纪律大为改观。
柳传志管理联想集团时立下一个规定,凡开会迟到者都要罚站。第一个罚站的人是柳传志的一个老领导,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后来柳传志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罚站的时候是挺严肃,而且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并不是随便站着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在20个人开会的时候,迟到的人进来以后会议要停一下,静默看他站一分钟,有点儿像默哀,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不好做,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
在我国的一些企业中,虽然也有不少的企业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似乎只是对付“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约束力就少。少数管理者似乎只有监督下级执行规章制度的责任,而没有自己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同时,即使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法。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公正执法,要让人心服而非心恨。管理者执法严明,组织中人就会敬畏,心服口眼。
一位贤明的管理者会明白只要事前订出一个准则,告诉大家“超过这个标准的人,我就会用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这么一来,部属们自然就毫无怨言了。这才叫真正的公平。而且,任何管理者都必须知道,如果失去了公平的态度就会摧毁部属对自己的信赖。
从管理的角度说,公正的实现依赖于制度。要做到制度公正,制定管理制度的依据必须是公正的,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管理制度的内容更必须是公正的,管理者行使管理的过程必须公正。
管理者在组织管理活动中,从组织目标的选择到实现,从总体战略决策到具体实施,他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管理者的公正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管理者公正的实现过程就是管理公正的实现过程,因此,管理者要具有公平正直的道德品质,选择公正的管理方式,在管理行为中遵循公正原则。
制度管理无小事
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治不在小,乱不在大;如果法令不设立,诛罚不兑现,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裨益;如果法令设立,诛罚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
韩非子主张严法治国,对触犯国法者解决执行惩罚。哪怕是犯的罪比较轻,也要严惩,不姑息养奸,可以惩前毖后,臣子就不敢以身试法。
韩非子举了一个例子:卫嗣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往魏国后,就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听说了,就派人求襄王允许用五十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五趟,魏王就是不给人,卫嗣君就用左氏城来交换囚犯。群臣近侍劝卫君说:“用一个大城邑去买一个囚犯,可行吗?”卫嗣君说:“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治不在小,乱不在大;如果法令不设立,诛罚不兑现,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裨益;如果法令设立,诛罚兑现,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说:“卫嗣君想治理好国家,我却不答应他的要求,不吉利。”于是用车子装了囚犯送到卫国,无代价地交付给卫君。
战国时的卫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法家的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著名的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
卫嗣君说的多好呀,“治无小而乱无大”。治理国家必须从一件件小事抓起,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也值得,法律的威严必须要维护。
现代管理,应严格制度管理,要有制度无小事的观念。无论多小的事情,当其与制度规范发生冲突时,就是大事。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其效应很大。目前我们缺的不是制度,缺的仅仅是人们对制度严格遵守的意识,而要培养人们遵守制度的意识,首要做的就是严惩一切违背制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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