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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臣之策驾御下属的方法（第4页）

韩非子一贯主张公私相分、公私相背，提倡尊公废私，认为人是趋利避害、好利恶害的，需要往“公”的一方引导。韩非子要求以“去私心行公义”的最高原则来统帅忠、孝、仁、义等具体道德规范，并且把去私行公同尽力守法联系起来。

荀子早先就提出过“以公义胜私欲”，可以认为是韩非子“去私心行公义”原则的渊源。但是荀子把公义同礼联系起来，韩非子则把公义同法联系起来；荀子讲的公义是指封建等级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韩非子讲的公义仅是封建君主一己的利益。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

——《荀子·儒效》

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

倘若与其他法家诸子的公私观作一简要比较，不难发现，韩非的“公私相分”与“公私相背”说其实是与前期法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商鞅把公私提升到了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认为“为天下治天下”是公，“擅一国之利”是私，其“公私相分”的观点已非常明显。慎到则明确提出了公私相背的主张，认为君主应该废私立公。从以上可以看出，前期法家在公私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即主张“公私相分”，尊公废私。这种公私观对韩非的影响非常大，而韩非对公私问题的阐述则愈现深刻和集中。

公私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

——《商君书·修权》

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凡立公，所以废私也。”

——《慎子·威德》

韩非子讨论“公私相背”的理论基点在于“君臣异利”。正是因为君主与大臣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韩非提醒君主注意这点，反对公私不分，是非不明。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紧必止，人主之公义也。

——《韩非子·饬邪》

人性既有公义，又有私心，一个好领导就要善于引导下级。以企业管理为例，当下级以“公义”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工作的时候，管理者自然不用过于操心，因为，这个时候的下级，行为公正，一切以企业的利益为重。作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下级的私心膨胀的时候，怎样去管理，也就是怎样管理好下级的私心，一个好领导，在管理企业时就要利用人性这二重性，使下级守公义而去私心。

私心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管理者认为能够通过一些手段去除私心，未免太天真了。但是，管理者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利用这些私心，尽量减少人的私心对企业的损害。一个好领导一定是一个体恤下级的人，管理下级既要做到秋风落叶一般的严厉，又要做到春风化雨的关怀，这真是所谓，恩威并进的用人之道。

汉朝时期，由于藩王专权不听号令，直接威胁了汉景帝的统治，于是，想削弱藩王的势力，主张削藩的先后有晁错和主父偃两人，虽然他们都力主“削藩”，但在“削藩”的方式上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

晁错建议汉景帝用“削藩令”迅速硬性削藩，结果触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主父偃认真吸取了晁错的教训，建议汉景帝改用“推恩令”，逐步软性“削藩”。汉景帝将一个大藩国划分为若干个小藩国，分封给藩王的子孙。几代之后，所有的藩国都将趋于瓦解，通过广封列侯，达到了制止藩王坐大的目的。

主父偃向皇帝建议的政策利用了人性，暗合了人人都想得到封地的愿望，当事人也愿意，所有的孩子大家都有份，自然落的皆大欢喜。如果，哪个藩王不干，他的儿子们们首先会把他给收拾了，还用汉景帝动手么?

用自私的心理去克制自私的心理，结果巩固了管理者的权利，这的确是个绝佳的办法。这个原则，也可以在管理中加以运用。虽然时代变了，但是，人的自私心理并没有变，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威的需要也不会改变。

立足于这一理论，企业管理者既要利用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也要规范人对利益的追求，同时，承认人的私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注重员工的待遇和以奖励为机制来刺激人的积极性。制度安排的出现就是为了约束人的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人们的信用行为自然生成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是当今企业成功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许多企业的失败不是由于市场的因素，而是组织内部的混乱、无序造成的，加强内部控制不可忽视。

好的领导者之所以好，是因为能引导人民自觉地遵守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做到上述的要求，使人民在为自己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了贡献。抓住欲望去引导人民，让他们顺其自然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最好的统治之道了。

如何利用人的自私心？中矿金业总经理王永选说：“忽视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小私’，应当摒弃；利己、利人、利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大私’，应当倡导；‘小私为私，大私为公’，主张充分利用人的自私属性，鼓励人们‘抢抓机遇，发展自己’，‘有私奉献’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体现自身价值。”

建立有效的监察制度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

——《韩非子·南面》

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

当领导的，就怕下级蒙蔽自己，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古代人早就注意到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考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国的监察制度跟权力牵制才比较健全起来。秦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监察网，这对抑制官吏腐败起了约束作用。

韩非子主张君主要严格约束和监督臣子，要用法制来管理臣子。韩非子说，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韩非子强调，要明法不任臣，建立监督制度。

韩非子的监察术有：暗中派人监视，约定下属告发上级，连坐告奸，不许臣子效忠于贵族豪门，不许私设小朝廷，不许臣下私下来往，不许结党拉派互相吹捧，不许官员兼职以免越权，防止臣子利用外部势力要挟国内，不断调换各级官吏以防结成势力。

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韩非子·制分》

中国大多官员好大喜功，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他们要应付他们的上级或者上上级的各种考察和评价。重大决策者在上级，上级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蒙蔽，往往会做出非常错误的决策。缺乏监督体制，就会出现官员腐败现象。

在封建帝王当中，布衣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是出了名的。朱元璋不但苦口婆心地劝说属下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也曾大开杀戒，想尽种种酷刑来对付贪官污吏们。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吞没浙西秋粮事发，此一案官吏数百人被处死刑，追赃达数百万石粮食。

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颇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其级别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到各地考察和监督中央六部的活动。这些监察官们都被朱元璋赋予了极大权力，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秦御史大夫的职责：一是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受公卿奏事，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二是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