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第3页）

来看鲜血

在街上流淌！

这是聂鲁达在控诉，这是人民在控诉，37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悲剧，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响起胆怯而略带犹豫的歌声，有人小声唱起被禁唱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来：“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后，是全体的歌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人们昂头挺胸，走在持枪的军警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长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响着朗诵声，人们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聂鲁达的诗：“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是的，聂鲁达仍然坚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击。

妇女们举着鲜花加入送葬的队伍，她们哭泣着。男人们把红色康乃馨紧握在胸前，满脸哀伤，但目光却坚定如钢。他们没有眼泪，有的是期望。街道两旁的窗口都挤满了人，他们向这支队伍挥动头巾、招手致意。当队伍从一个工地旁走过时，站在高高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全都摘下黄色头盔，肃立默哀，目送着诗人远去。数十个外国记者、电视台、制片厂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照录音。有他们在场，对送葬的人们是一种保护。队伍走到墓地时，那里已经被装甲车、兵车包围着。面对军方的威胁，人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维克多·哈拉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走进墓地的大门。队伍中又响起洪亮的朗诵声：“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剑，准备战斗。”接着，一个声音呼叫：“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众人齐声回答：“到！”“维克多·哈拉同志！”“到！”“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到！”这是人民的呼声。人民对聂鲁达的哀悼，对以身殉职的总统的拥护，对屠杀的愤恨，对正义的渴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聂鲁达的棺木缓缓放入墓穴，人群肃立墓前。人们朗诵着《漫歌集》中的诗句和诗人告别。一位年轻工人朗诵了他自己刚写出的诗。诗人墓前摆满鲜花。最后，响起了国际歌声，这歌声庄严而缓慢：永别了，人民的诗人！

聂鲁达的葬礼成了9月11日以来智利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事政变游行示威。这是诗人的功绩，他去世后仍然在继续战斗。当人们呼叫：“聂鲁达同志！”永远可以听到响亮的回答：“到！”

遗著

聂鲁达入葬后马蒂尔德回到黑岛。她走进诗人的工作室，只见桌上摊开着卷宗，摆着一沓沓已复和待复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刚刚还在这儿，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并未走远，她立刻意识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着她继续完成。特别是整理出版聂鲁达的遗著，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马蒂尔德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和聂鲁达的同志们、朋友们一起，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收集、整理出版了聂鲁达的遗著10余部。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也是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最好纪念。其中的8部诗集：《被剥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本拟于1974年上半年在聂鲁达生日前夕出版，但政变打破了原定计划。1973年9月11日前后已判若两个世界。可是这8部诗集后来终于得以陆续出版，其间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该出世》出版，这部书近500页，分为7卷，收集了聂鲁达半个世纪间写的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旅行游记、友情忆旧、演讲词、文学创作谈等。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散文诗到1971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演说共120篇。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诗人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补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传”。诗人生活中各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有意义的片段，他的思想、观点，他的情趣、好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些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随笔、游记和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报告、演讲中留下了生动、忠实的记录。

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是由马蒂尔德收集并由她和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加了详细注释和说明后出版的。马蒂尔德在国家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聂鲁达早年向报纸、杂志投寄的作品。经她手查过的旧报纸杂志有：报纸《特木科之晨》，文学杂志《跑吧——飞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诗人早期作品汇编成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发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热心与恒心》，署名为内夫塔利·雷耶斯，当时诗人还是个刚过完13岁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结束》，这是由马蒂尔德收集汇编的一部诗集。它收入了聂鲁达1933年到1973年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诗歌，还有一部分是未曾发表过的。诗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诗组成，标题即为诗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为《鸽子的内心》，它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作为单行本曾经出版过，但也可以说没有出版过，因为它那次“出版”，只出了1册，是193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聂鲁达写诗，由另一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绘制插图的。这本出了1册的诗集是赠给萨拉·托尔努·德·罗哈斯·巴斯的，并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诗集粗麻布的封面上，用绿丝线绣着一只鸽子。

在聂鲁达的10余部遗著中，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变和死亡打断了回忆录的撰写，使诗人政变后3天写下的几页急就章：《阿连德》成了它的最后一章。诗人去世后，留下的是《回首话沧桑》的口授记录稿。找谁合作给这部回忆录定稿？怎样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当务之急的是，怎么保住这部手稿不被政变当局查抄销毁？马蒂尔德给墨西哥使馆打电话请求帮助。使馆派秘书取走回忆录的原稿，送回复印件，原稿由使馆保存。马蒂尔德这才放心，头一个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整理这部口授记录稿，马蒂尔德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帮助她，这就是奥梅罗·阿尔塞——聂鲁达的秘书和好友。他很熟悉这部书稿，诗人几乎对他口授了全部内容。第二天，奥梅罗·阿尔塞应邀来到黑岛。马蒂尔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为他腾出一个大桌子，把有关回忆录的全部材料都搬出来。奥梅罗忧伤地沉默着，然后，他极为严肃地表示，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有话要说。他说的是：“当前局势太可怕了，巴勃罗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应该撤掉。”马蒂尔德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既然奥梅罗是这么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马蒂尔德收起资料，转身上楼，浑身发抖。但这还只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灭。第二天，马蒂尔德送奥梅罗去圣安东尼奥。车子刚开进村庄，他就要求下车，因为：“巴勃罗的车谁都认识。”分手前，马蒂尔德问他，是不是愿意作为合作者在回忆录上署名？他拒绝了：不，他不署名。注视着他提着箱子远去，马蒂尔德凄凉地感到：失去了一个信任多年的朋友，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找谁合作为回忆录定稿？应该找位作家。马蒂尔德想到他们的挚友、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他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她马上打电话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来智利。但奥特罗·席尔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马蒂尔德惊呆了，难道连他们最亲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吗？！她忍不住流泪了。但是，她错了。米格尔要求她去委内瑞拉。当天下午，委内瑞拉使馆就派人去黑岛解决马蒂尔德的旅行问题，特别是帮助她通过外交邮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从他们那儿马蒂尔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议会上，米格尔作为议员就聂鲁达的去世作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沉痛而一针见血地说：“巴勃罗死于智利的灾难！”他愤怒谴责肆意杀戮的智利政变当局。当天，他又在大学里演讲揭露军政府的血腥屠杀。马蒂尔德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来智利，才觉出自己的建议太天真了。

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马蒂尔德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终于回到朋友们中间！她长出了一口气。奥特罗·席尔瓦对她说：“明天早晨8点，我们就动手整理回忆录。”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们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记录稿，比较凌乱，要理清头绪，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删改，这是个基本原则。原稿涉及数不清的细节，牵涉到很多回忆。需要查找资料，给以注释说明。米格尔对聂鲁达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儿有无数大字典，几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从8点开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对于他们大概都是头一回。原来预计一个月完成，但实际上整整奋战了两个月才整理完毕。

手稿整理工作一结束，米格尔和马蒂尔德立刻去巴塞罗那和他们亲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尔门·巴尔塞尔斯一起审阅书稿，这位朋友是马蒂尔德艰难岁月中的坚强支柱。然后，马蒂尔德直接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回忆录手稿送一份给洛萨达出版社。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1974年3月，圣周前几天，马蒂尔德接到洛萨达出版社通知，回忆录即将出版。她高兴极了，立刻整装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回忆录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马蒂尔德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她要把这些书带进去。她把36本回忆录打成一个小包，用麻绳紧紧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书的封面。这些回忆录，她一定要带回智利。

马蒂尔德提着箱子和这个用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走进圣地亚哥海关。海关检查得很严，不等几个小时，就别想通过。海关检查员问马蒂尔德包里是什么？她大声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罗·聂鲁达的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出版的。我是他的遗孀。”好几位正在等待检查的女士立刻围上去向马蒂尔德问候，对她诉说她们对聂鲁达的敬仰、怀念。马蒂尔德被人们包围在中间。海关官员大为不满，他不耐烦地关上马蒂尔德的箱子，对她说：“快过去吧！”马蒂尔德顺利地进了关，她松了口气，感激地想：这些女士们永远也想不到她们帮了她多大的忙！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一直被列为禁书。马蒂尔德带进智利的这些回忆录，是那些年间通过海关进入智利的仅有的几十本。

《回首话沧桑》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和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紧接着就出现在世界各国，它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走遍了世界。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聂鲁达写回忆录，他们预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归根结底，聂鲁达不仅仅是位伟大诗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人。特别是诗人获诺贝尔奖后，这种呼声就更强烈。实际上聂鲁达早就动笔在写，在诺曼底罗昂大主教的“城堡”——“马厩”里，在他的老朋友和秘书、智利诗人奥梅罗·阿尔塞的协助下，“天天都在写《回忆录》”，诗人在一封信中说。《回忆录》是他为庆祝70岁寿辰准备的献礼之一。因此，智利军事政变、聂鲁达去世后，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诗人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并捣毁，智利处于混乱、恐怖之中……这一切让人们非常担心，瑞典一家报纸甚至发过消息：“《回忆录》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忆录》西班牙文版刚出，各种译本紧跟着就纷纷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话沧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诚而动情的“诗人的回忆录”。聂鲁达“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回忆录的确是一部精彩之作。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尤里·巴巴洛夫所说：“我对《回忆录》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阅历要丰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聂鲁达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结识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然，一本回忆录不可能容纳这一切，不可能满足渴望了解诗人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百万读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军事政变带来的灾难，聂鲁达的《回忆录》绝不会在《阿连德》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会写得更多。很明显，最后10年中的许多人和事就都没写到。对这一点，马蒂尔德曾明确说过：“这本《回忆录》是没有写完的。”

有人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最后一章《阿连德》不是聂鲁达写的，而是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和马蒂尔德加上去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一章的作者。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马蒂尔德的回答是明确的。她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对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聂鲁达研究家们对他的文章风格很熟悉，他的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这一章是我们写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请他一起整理这部书稿。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巴勃罗说的……标题，副标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巴勃罗的话，没有添加过一个字。而且我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对作者的亵渎。”在马蒂尔德自己写的回忆中她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聂鲁达研究者们断言那样的东西是禁不住认真推敲的：巴勃罗的文笔很难模仿。而且，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认为我会允许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没有写下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回忆录》中的每一行都是聂鲁达写的。最后几页是《回忆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书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语言风格也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写作风格是模仿不了的。

对于因期望从聂鲁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遗憾的热心读者们，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给他们以些许安慰，那就是请读一读马蒂尔德写的回忆录：《和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一起》，这部回忆录1986年9月由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马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年5月3日生于智利契扬，1985年1月5日在圣地亚哥去世。这位被聂鲁达称为“我的巴多哈”的文静、秀丽的女子，是诗人心中的缪斯。聂鲁达有两部写得最好的诗集是奉献给马蒂尔德的。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和诗人一起承受艰辛苦难，共享胜利欢乐。诗人去世后，马蒂尔德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继承诗人的遗志，继续战斗。这部回忆录，就是她为热爱聂鲁达的人们献上的厚礼。

聂鲁达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战，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这部回忆中都有真实、生动、详细的记载。马蒂尔德以深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追述了聂鲁达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爱和憎。特别是，他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马蒂尔德写出了聂鲁达流亡生活的艰辛，诗歌创作的甘苦，献身者的胸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称巴勃罗为“爱情诗人”，这的确是作为诗人知音的真知灼见。聂鲁达在他历尽沧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他的诗作，充满对故乡、祖国、亲友、人民，对生活、对真理大海一样真挚、深沉的爱。他像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泥土中，与人民血肉相连，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赢得了人民深挚的爱、永恒的怀念。马蒂尔德的回忆录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有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详情、细节。诗人的生活在马蒂尔德笔下得到了忠实、生动的再现，她为诗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鲁达的遗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两部：《爱情书信集》《给劳拉的信》。《爱情书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揭开了一个严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两个姑娘的形象：玛丽索尔、玛丽松布拉。她们究竟是谁，一直是评论家和研究者们的一道难题，一个难解之谜。而诗人对此的回答是：“人们常常问起我《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的两位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爱情书信集》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说为115封），全部是聂鲁达写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的。她就是被诗人称为“玛丽松布拉”的那位“头戴灰色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发诗人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这本《爱情书信集》的出版同时又受到了指责。当时仍然健在的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对记者声明，这些信件是她侄子从她手中骗去的。他假说要帮她整理这些信件，但实际上却把它们卖给了一个古董商，换取古玩。这个古董商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就是《爱情书信集》的出版者。阿尔维蒂娜提出诉讼，打赢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这些信件被印成书出版，却成了既成事实。

提出抗议的还有马蒂尔德。这部书信集公布的信件内容对她丝毫无损，她是聂鲁达深挚爱情的最终拥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她的是费尔南德斯的“海盗行径”。《爱情书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维蒂娜的侄子用欺骗手段偷偷摸摸搞出来的。他们没经过收信人的同意，更没有经过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同意。马蒂尔德是聂鲁达财产、包括精神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她对记者发表声明说：“这位先生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应该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版、侵权……这本书，当然不能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阿尔维蒂娜、马蒂尔德没拿到一分钱，那个古董商却因此赚了大钱。正如马蒂尔德所说：“这本书非常畅销，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这些信件必将收入新版的聂鲁达全集，但要去掉《爱情书信集》中费尔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乱语。何况，聂鲁达的“爱情书信”，绝不仅仅是这111封写给阿尔维蒂娜的信，还有他给黛莱莎的、德丽亚的，特别是给马蒂尔德的大量书信，都应该包括在内。

《给劳拉的信》是由作家乌戈·蒙特斯编辑，由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经常去拜访聂鲁达的妹妹劳拉，特别是在马蒂尔德去世后，他成了劳拉的常客。他喜欢听劳拉回忆20世纪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开拓时期的生活。听劳拉讲述她的也是聂鲁达的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诗人的mamadre——劳拉的生身母亲，特别是聂鲁达——他那时的名字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劳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给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聂鲁达从世界各地寄给劳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捆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信件，直觉得烫手。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劳拉，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劳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极为小心仔细地把它们包好，然后郑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会给这些信件以最适当的处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这本印制得极为精美的书信集《给劳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颜色以摹写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称是书志学中的瑰宝。

蒙特斯为《给劳拉的信》写了序，强调指出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亲情、兄妹情谊。这对人们完整、全面地认识聂鲁达起着任何别的资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28封信和17张明信片充满远离故土、难耐寂寞的游子对父母、妹妹的怀念、温情。劳拉·雷耶斯是聂鲁达生活中的坚强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学生公寓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是劳拉设法不时找几个钱捎去接济这位饿死鬼诗人。在远离智利的东方，是劳拉远隔重洋给诗人捎去家乡亲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着诗人早年写满诗歌的练习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里，是她和马蒂尔德一起为诗人最后合上他的双眼。

这些信件和文学作品不同，是诗人心灵、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亲情。他亲昵地称劳拉为“小兔子”，对父亲则尊重，又略带敬畏，永远称之为“亲爱的父亲”。而对母亲，则始终是：“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热地拥抱你，你的儿子内夫塔利·里卡多。”这部书信集使发生在诗人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不致被湮没，使人们能更亲切地感知诗人的内心，他对家人的温情、眷恋。它也是对那些攻击诬蔑者的有力回击。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诗人没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坏丈夫，坏兄弟，不孝子。读《给劳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聂鲁达本人。它为我们认识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扬帆远航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的枪口下，成千上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进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他们手捧红色康乃馨，唱着国际歌，朗诵着聂鲁达的诗，高呼着：“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自己的诗人送行。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走在这千万人组成的行列中，听着这悲壮的呼声、歌声，马蒂尔德擦干泪水，抬起头。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智利民族的呼号。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人民的事业。一种坚强的信念注入她的心灵，她不再哭泣。她决心接过聂鲁达手中的旗帜，献身于诗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像巴勃罗那样生活！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响在她的耳边，鼓舞着她。

你将磨穿鞋底，

但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须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