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章 言辞之利向上进言的技巧（第3页）

战国时代，诸子对进谏与纳谏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除了道家以外，几乎一致认为君主纳谏与否关系到国家兴败存亡，并用这个观点去解释历史上王朝的盛衰。这种舆论下，连极力鼓吹君主绝对专制的法家也主张君主要纳谏。

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

——《管子·形势解》

君主专权制度常有诡密之谋，不能公开讨论。进谏者误入迷阵，也难逃横祸。韩非子《说难》中曾用如下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韩非子就此事评论说: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进说者本人不一定泄露了机密，但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就会身遭危险。关其思的话是对的，他的命运这样悲惨，主要是道破了君主的秘密。不该道破而道破，结果成了君主战略上的牺牲品。

今人夏子华有新的观点：他在《关其思:莫名被杀的疑云背后》一文中提出，关其思之死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谋臣关其思在高层会议上准确猜出武公用意并敢大胆直言，并非糊涂，而是主动请死，用自己的人头成就郑武公的霸王之略。后来，郑武公之子郑庄公成为春秋初霸。

我们知道，三国的杨修是被曹操杀掉的。据《典略》，杨修的罪名是“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泄漏国家机密罪、结党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杨修临死前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其实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曹操的猜忌心和防范心是很重的。他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自己的心思。他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总之，他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

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每次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迟早要拔。更何况，他又和曹植及其党羽搅和在一起，那就非拔掉不可。

按照《三国演义》里的说法，杨修的确是死于多话，揭穿了曹操的一些把戏犯了忌被杀了头。如果我们读《三国志》就可知晓，杨修之死的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封建王朝最高级的斗争“立储之争”。

知道领导的心思，往好了说是君臣心灵相交，非常默契；往坏了说是窥探主子的隐私，触犯禁忌。作为秘密，通常是隐藏不公开的，领导也不希望下属知道，况且一些秘密本来就见不的阳光。所以，下属给上司进言，一定要慎之再慎，有时即使看破也不要说破。

某杂志社的主编的电脑感染了病毒，很难用杀毒软件清除。主编把一位懂得电脑知识的编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看看。这位编辑电脑技术很过硬，但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他对主编的电脑进行检测，确定就是感染了“冲击波”。经过一番折腾，电脑修好了。

本来这是一件双方都高兴的事情，这位编辑也算是一显身手，立了功了。可是接下来他偏偏画蛇添足，直捣上司的心窝。编辑说，这种病毒是因为上黄色网站引起的，建议主编以后少上黄色网站。

编辑刚说完，就发现主编的表情很难看。他心中突然后悔了，但已经晚了。主编怕“天机”泄露，第二天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把这位编辑炒掉了。在这之前，主编一直对他很满意，就因为不经意的一个进言，这位领导就对他痛下毒手了，“杀人灭口，以绝后患”。这位编辑很郁闷，自责自己多嘴说破了领导的秘密导致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也非常气愤，大骂，领导就这点能耐，怕自己出丑就不惜轻而易举地毁掉他人的宝贵机会。

有时出于好心忠心，有些人会给领导进言，虽然说的对，但结果事与愿违。真理无不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所以，进言不是光凭借说什么，而且要考虑说与不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对于有识之士，如果进言泄露“天机”，必然引来祸端。

没有人乐意让自己的秘密被他人窥测，如果一旦说破，他们就会感到十分难堪或恼怒。领导心中的秘密不可不察，但要做到看破不说破。如果你直言直语，道破玄机，未必会落个“好人”的名声。有时不说破有不说破的智慧，所以智者懂得话不说破，说不赘言。

禅学之法，疑、禅机、行脚、悟，还有一样，就是“不说破”。“不说破”是禅宗最重要的一条修炼方法。儒学大师朱熹曾感慨地说，儒学和老庄之所以后继乏人，而禅学则易得传人，正因为禅学能冒“不说破”的危险。有时，危险就是最大的安全。

让我们记住韩非子的忠告，作为下属，在与上司谈话中不要触及他心中的隐私，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掌握他的全部机密，筹划不周备的时候谈话的内容绝不能太全面，否则一旦有明眼人看穿了，上司会以为是你在泄露机密。

总而言之，知而不说，说与不说，如何说，说什么，是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下属深思。

注意自己与领导的亲疏关系

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惜之主而后说焉。

——《韩非子·说难》

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一个建议能否被采纳，有时跟进言者本人与上司的关系亲疏有很大的关系。你跟上司的关系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进言不一定会得到重视，有时还会惹领导不高兴。

韩非子在《说难》中讲了一个《智子疑邻》的寓言。宋国有个富人，一天大雨把他家的墙淋坏了。他儿子说：“不修好，一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样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了很多东西。富人觉得他儿子很聪明，而怀疑邻居家老人偷的。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韩非子·说难》

对于墙，富人听到了两个人的提醒。虽然提醒都是一样的，但富人却因“言者”的身份不同而得出不同的判断。儿子的话就是对的，而邻居的话就感觉生疑。韩非子讲这个故事的本意是说，向别人进言，要注意自己跟听言者的关系，如果关系疏远，即便说的意见正确，效果也不见得好。

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听言看人的。就像这个富人，儿子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是我儿子，但邻居是外人，他的话就可能是假话，甚至可能是为了掩饰偷盗的一种故意行为。

为什么亲疏不同的人，在别人那里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应该说，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人们判断所听之言，往往不是根据“言”的合理性，而是言者与自己的亲疏关系。这里的“言”，既可以是意见，也可以是建议。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单位，用什么尺度来采纳意见，社会奉行的是一种什么尺度？如果是听言看人，那么这个社会还处于非现代文明社会。

听言看人的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也包括两层意思，既可以是与自己有亲疏关系的人，也包括官位的大小。有的官僚领导只听上级领导的话，因为他们官官相亲，而对百姓、下级的话就听得少或不听。这就是听言观人。在官本位社会里，有一句话叫做人微言轻，它反映了听言者采纳意见的尺度。如果一个社会听言观人，那么百姓的建议就不容易被采纳。

苏轼《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觯宇书》:“盖人微言轻，理当自尔。”这是人微言轻的出处。《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其为：指地位低，言论主张不受人重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十七路诸侯讨董卓时，关公温酒斩华雄之后，张飞高声谏曰：“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捉拿董卓，更待何时?”袁术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

其实张飞的建议不失为一条好计，只可惜身份高贵的诸侯们怎能听进去一个小兵的话呢?与领导关系近的谋臣的建议要比关系疏的易被领导接受，这是实际存在于一些领导身上的弊病，是人性恶的一种表现。与领导关系疏的下属如果想使自己建议成功，就不能像猛张飞，应该讲究点方式方法了。如果张飞把想法告诉公孙瓒，再由公孙瓒来提出，那么这个好建议就很可能为袁绍所采纳了。

《说难》讲陈说君主之难，韩非子在篇末又讲了春秋时卫灵公的嬖臣弥子瑕的故事。卫国国君卫灵公有个宠臣叫弥子瑕，有一天弥子瑕的母亲病了，弥子瑕假传圣旨，坐着马车去看母亲。国君听到这件事后很赞赏，夸弥子瑕有孝心，为了母亲甘愿犯刖罪。又有一次两人在果园游玩，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几口觉得很甜，便递给了国君，国君高兴地说，弥子瑕顾不上自己而让我吃，很爱我啊！可是等弥子瑕失宠后，偶一有错，国君便翻出了老账：“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先前的话此时调转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韩非无可奈何地由此事想到“说难”，认为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

恩爱时，每个情人都自以为拥有了一位西施。情绝时，又将“西施”漫说成“无盐”。人啊难过“情感”关，轻则伤己，重则误政。

——雷抒雁（作家）

韩非子用这个寓言总结全文主旨：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如果上司不喜欢你，你的进言会出力不讨好。

著名学者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中引旧注：“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如果关系不到位，条件不成熟，就不要进言招祸。

人是感情动物，感情又常常打着深深的主观烙印。人们认识事物、决策行为，往往总难摆脱亲情的影响。这就会使人们的判断自觉与不自觉地偏离事物的本真。情感的主观性，就像我们看插在玻璃水杯中的筷子，直的会折射成曲的。情感如水，有些会误导我们的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