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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范蠡之后,被今人推为商业鼻祖的白圭,运用他自己的预测方法经营,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白圭用天干地支中的地支周期来预测农业的丰歉规律。他认为,每十二个地支周期中,只有两个丰收年,其余年份都是歉收年,要么因为水灾,要么因为旱灾。
古代商人们的预测是建立在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已懂得运用这种经验预测农业生产的趋势,这无疑比一般商人高出一筹。正是这样,他们才得以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决策者的预见性思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决策者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是科学领导的基本要求之一。科学的预见能避免和客观实际相背逆的决策盲目性,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情况瞬息万变,决策者只有具备远见卓识,站得高,看得远,才能适应这一新的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
决策者要培养自己的预见性思维品质。拓宽预见背景、增强角色意识、掌握预测技术、发挥多元思维、注重调查研究。
假象不辨,真相难明
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是使君主处罚不当,而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作为圣人,能够了解是非的实情,明察治乱的真相。
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假象,绝大部分假象并不是人所造成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能否辨明假象,往往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中,非常重视明察,要求君主要有很强的洞察力,防止受到蒙蔽。《韩非子》中有很多寓言,简单的故事却有着多方的暗示,对世态、人心都有着深刻的洞察。
韩非子在《说林下》一篇中讲了一个故事:智伯将要征伐仇由,但道路艰险难通,于是铸了一口大钟赠送给仇由国君。仇由国君非常高兴,准备修通道路把大钟接受下来。赤章曼枝说:“不行。送钟本是小国侍奉大国的事情,现在大国反而来送了,他们的军队一定会跟随在后,大钟是不能接受的。”仇由国君不听,于是接受了大钟。赤章曼枝就截短车毅以便赶路,逃到了齐国。七个月后,仇由国就灭亡了。韩非子用这个故事告诫君主: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做人主的不可不慎。
生活中处处都有假象,我们眼睛不够雪亮,所以心甘情愿的被欺骗着。
我国古代就有很多识别假象看清事物本质的故事,“虎畏驳马”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齐桓公对管仲说,“前几天,我去围场打猎,突然跳出来一只猛虎。那虎与我的马儿对视了片刻,不知为什么就悄悄地离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管仲说,“相传,有一种专吃老虎的猛兽,叫作驳。驳的样子很像马。当时,大王是不是背向着太阳啊?”齐桓公说:“对,正是这样。”管仲说:“此时的老虎却是面迎太阳,把马儿看成驳了。假象不辨,真相难明啊,所以老虎只好跑掉了。自然界里是这样,处理政事也有同样的道理啊。”
这则寓言说明,老虎被像驳马的外表所迷惑,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于是将自己给吓住了。假象总是干扰人们对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影响人们的正确决策。所以,聪明的人类则应学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一步步地接近于客观的实际。
炒股的人都清楚,庄家有时候会制造一些假象来迷惑股民,他们利用成交影响一只股票的走势,引导股民做出错误的决策。很多人因为没有看清表象,结果赔了很多钱。有经验的股民能够看穿假象,不为假象所迷惑,在别人抛售时敢于买入股票,自然获利不少。可见,看穿假象是股民获利的根本能力和关键手段。
决策建立在假象的基础上,结果自然是失败。所以,在企业经营中,管理者需要具备一双慧眼,识别假象,看出事物的本质。我们知道,决策是企业的命脉所在。在关键时刻,一个正确的决策能使公司起死回生,而一个错误、不切实际的决策会使公司濒于破产。很多情况下,决策者需要具有一种远见卓识的能力。
生活中表面的种种迹象会掩盖了真实的本质,本质和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关联的,但是本质和现象并不是都是永远一致的、正相关的,事物有假象的存在,就是表现出来的现象与事物本质不一样。所以,决策时不能只关注眼前的情况,要肯花功夫去调查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探究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的和复杂的成因。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索罗斯
董建华的名字如雷贯耳是在他当了“特首”之后,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年轻人不会知道董建华是何许人,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则更是鲜为人知了。提起船王,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包玉刚,绝不会与董浩云或董建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怎能想到,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一条经济规律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人的船王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世界级船王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他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正是在这时,他还向日本订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一心要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包玉刚则早在七十年代便决定激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了,终于于1980年和1985年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以创造世界经济史上商战经典的方式,完成了战略性转移。
结果果然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开始,全球航运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困境。当此之时,董建华临危赴任,他卧薪尝胆,历经长达八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得到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的援助,才使董氏集团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
不良后果延时产生前的短暂改善假象常使我们错估决策的有效性。
但是,经此挫折,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船王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按其家族的市值计算,1994年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第六名,总值为154亿港币,1995年名列第七位,总值132亿港币。其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会德丰”、“九龙仓”等,总市值近千亿港币,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财富,家产更是惊人。而董建华的身家“东方海外”的总市值约24亿港元,只有包玉刚的一个零头了。
事物是复杂的,事物彼此之间形成了纷繁复杂的链条,表面上会给人很多假象,人们需要从这些链条中理出头绪,出头绪,以便充分地认识事物,看到事物真正的面貌。
决策错误是企业不幸的根源,而敏锐的洞察力,往往给企业带来无尽的财富。看透各种假象,看清事态的发展,正是企业领导者敏锐洞察力的体现。企业的成功离不开管理者的独特慧眼,其实,聪明的经商天才们并不等于说是高智商,他们只不过是眼光敏锐头脑机灵,善于观察分析商业中的资讯,然后加以利用罢了。信息、机会把握、胆识、谋略、不动声色的实施和静观其变的理智,这些是商战的另一境界。
观察辨析能让人知己、知人和知势,这有利于采取正确的行动取得预期的效果。有时信息往往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真假掺杂。所以切不可神经过敏,闻风而动,应头脑冷静,对信息的真假、价值等项做出明智的选择,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取舍。
决策不能朝令夕改
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韩非子·亡征》
君主好用智巧改变法制,常用私行扰乱公事,法令不断改变,号令前后矛盾的,可能灭亡。
我们前面提到,韩非子主张任法不任智,因为人的智慧没有法律稳定。韩非子主张,法律、禁令一旦制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自己的私心和私欲不断变更法令,会招致亡国的灾难。
当今社会,制度的“朝令夕改”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追根究底还是缘于决策部门出台政策时的草率、武断,缺乏对形势的足够分析,对政策的可行性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还不愿参考不同阶层的意见。一项“短命政策”的一立一废之间,是百姓对形势判断的无所适从,是市场行为的盲目和非理性,是公众利益的多次受到伤害,是对政府的决策成本的一种浪费,也极大的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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