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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该用膳了。”
崇祯木偶一般地坐了一上午后,太监王承恩在一旁小声说道。
“朕没胃口,你且退下吧。”
崇祯摆了摆手,一脸厌烦的神色,半点也不想与他说话。
王承恩一脸无奈,只能应是一声,便躬身而退。
说起来,崇祯皇帝堪称明朝中最为清苦的皇帝,也不为过了。
自崇祯八年时,凤阳祖坟被掘后,崇祯大哭向太庙告罪,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
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
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
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
复从崇祯八年起,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
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
特别是到了崇祯十六年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
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
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
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
崇祯元年始,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
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这类事例很多。
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
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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