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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熙皇帝死因之谜（第1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69岁的老皇帝玄烨兴致勃勃地到南苑去打猎。他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回京师西郊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憩，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十一月十三白晚上溘然长逝。当夜，遗体送还紫禁城，安放在乾清官，十四日大硷。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追溢玄烨为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君临天下61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他的逝世和雍正继承皇位，不但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传说和怀疑。

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毒死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曾重撰文说，西征之役即将结束时，胤禛返京即位已成定局，胤禛因此采取断然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导致死亡。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毒死之说是经不住推敲的。

康熙有子35人，女20人。在诸皇子中，胤禛最长，但不是嫡出。嫡出最长者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清代自太祖以来皆不预立储位。太祖曾说：“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开其端。胤礽立为皇太子以后，康熙选派大学士张英、儒臣熊赐履等教之，南巡北狩，都随驾从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于漠北，皇太子在京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行围时，召集诸大臣宣布废立，将胤礽幽禁咸安宫。这是第一次废太子。这时，太子兄胤是为直郡王，弟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贝勒，各结党引类，觊觎储为。皇太子废立后，更加植党暗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储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动乱，而废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转，便又立胤礽为皇太子。没有很久，皇太子狂疾复发，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废黜禁钢，从此再也不提建储的事。但诸皇太子夺嫡之争益加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不能不涉及诸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从康熙晚年言行来看，他的建嗣计划中培养的对象是胤禵而不是胤禛。

康熙早年曾三征噶尔丹，以平定西北疆土。但几十年来，其部族的分裂野心不死。五十四年春，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如果能在老皇帝非常重视的西北战场建功立业，无疑会使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增加很重的砝码。

康熙五十七年秋天，康熙皇帝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表现得对胤禵十分赞赏。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历来崇尚武功。开国的皇帝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基于这一思想，康熙皇帝实际上是在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其实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导有方的结果。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比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厩旗，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