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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一章 二桃杀三士河北种祸根3（第6页）

夸而无验，极而必反，则又推之以为孽。

--南宋罗愿《尔雅翼》

思想的开化，与彼时（唐宋）的学风也有关。

在中唐之后，谶纬、阴阳、5行1类的学说，便被扫入异端，不再被学者重视了。

龙、凤是中古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龙与彩凤，虽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但基本被历代视作“天下大治、人间太平”的象征。

可笑之处，却是龙与凤究竟代表了祥瑞还是灾异，解释权却从来不在编纂经典的学者手中。

曹叡将魏国灾异、代表着“木德”的青龙视作“国家大瑞”，甚至以此改元，实在可笑。

但考虑到曹魏群臣噤声不语、乃至曲意附和，便显得意味深长。

曹髦的情况则反之。

代表着“土德”的黄龙确是魏国祥瑞，却被曹髦解释为灾异，还作诗揶揄。

毫无疑问，其意在影射权臣司马昭。

至于神鸟降世，令孙皓改元的“凤凰”，在魏晋史家笔下，被贬低为“羽孽妖兽”，无疑是因人废事。

其实更早的东汉桓灵时代，也经常出现甘露、嘉禾1类的“祥瑞”。

问题是桓灵无道、天下怨愤；被刘备“叹息痛恨”，被董卓骂作“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甚至高呼“刘氏种不足遗”。

（董）卓欲废帝，谓（袁）绍曰：“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

”

--《献帝春秋》

可见“祥瑞”的出现与否，无关乎统治者的功业，而是对异象的随意捏造。

毕竟，最终解释权在统治阶级手中。

立场决定思维，位置决定想法，仅此而已。

随着谶纬、术数的没落，学者逐渐将注意力由“天”回归到“人”，也便少了许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论。

水旱之灾，在中唐之前属于“天父发怒，警示人君”的象征。

皇帝需要斋戒、沐浴、祭祀，还得下罪己诏，摆出1副“虔诚至深”的感人模样。

但人所共知，“政治表演”并不能解决旱涝等“实际问题”。

到乾隆时代，便可以公开说出“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

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际的行动上，而不再1味追求“天人感应”、“下诏罪己”之类的花活儿了。

然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

惟有勤恤民隐，竭力补救，可以化灾沴而成太和。

--《乾隆实录卷4》

灾异与祥瑞，封禅与祭祀，无非是统治者的功绩装点；万千的人间百姓，才是历史的组成者与推动者。

与其孜孜不倦“求得天心”，不如兢兢业业“求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大概也是谶纬、5行、阴阳等学说在主流领域逐渐式微的反映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谶纬术数的没落，也不啻为1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