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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败类煽起的阴风（第2页）

“那个王团长为什么不跟******走？”梁永泉插话，“难道他不是老蒋的人？再说，他一个人要跟共产党走，那全团官兵都愿意吗？”

冯滔笑了，“******一直兼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所有的黄埔学生都是他的学生。包括王锦同志在内的一团全体军官跟******都是这个关系。因此，王锦他们原来也是拥护******的。那么王团长和一团的军官们为什么不跟******走呢？因为人总是在变化的。北伐期间，工农群众给予独立一团很多支持帮助，一些工农群众在火线上为抢救伤员还英勇牺牲了，这些都深深地感动了包括王锦在内的广大官兵。”

这时候，冯滔看见那三架敌机又飞到友邻部队驻地上空抛撒传单，就轻蔑地撇撇嘴，接着说，“一团在北伐中战斗减员不小，在转到湖北休整期间，******同志通过国民党****领袖、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先生给一团补充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陈墨山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因邓先生是他老师，部队又不在******控制区，就没敢拒绝。不久，陈墨山去老蒋那里上任，带走了十二名军官和三十名军士，这些人都是拥蒋的****。他们走后，咱们的石川同志又被派来当党代表。这样，部队就成了****的天下。所以，******公开叛变革命之后，独立一团立即与老蒋公开决裂。后来，武汉汪精卫一伙也背叛革命后，独立一团随即离开湖北，赶到江西，参加我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那独立一团官兵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吗?”小蒋插话

“当然不是，”冯滔爽朗地笑了，“陈墨山去当******那里当师长时，特意从独立一团带了一些人。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独立一团遭受很大损失。部分官兵对前途悲观绝望，跑掉了，有的人还跑到******那里去了。当然，大多数官兵是跟党走的，由于当时环境险恶，独立一团曾三次缩编成独立第一营。第一次是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转移到江西湖南边界的大庾地区。1928年1月湘南暴动以后，因部队发展壮大很快，又恢复独立一团番号。第二次是1928年8月，由于井冈山斗争形势严峻，部队再次缩编成独立一营。1930年3月，形势好转后再次恢复为独立一团。第三次是1935年8月由于长征路上减员太大，部队又缩编成独立一营，直到1938年3月才又恢复独立一团。”

说到这里，冯滔注意到战士们都是大眼瞪小眼的，显然都对部队三下三上的奇特经历惊讶不已。他随后豪迈地挥了一下手，“虽说我们部队三下三上，但是，不管怎样，独立一团的队伍始终没有垮，旗子始终没有倒。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咱们一团和一营被称为老一团和老一营了吧？”

“那王锦同志现在怎么样了？”梁永泉问。

“他在南昌起义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他牺牲了！”冯滔说到这，脸色阴沉下来。“原独立一团老战士，除去叛变的、逃跑的，大多数同志都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现在活着的不到十人，包括谷司令员、常师长，另外几个在兄弟部队现在也负责领导工作。”

小毛插了一句，“那现在还活着的老一团老人有没有一直没当上官的？”

冯滔笑了，“当然有了，老一团当时有个三十岁的伙夫，参加革命后也一直管做饭，虽说以后当过班长，但也是炊事班长。抗战初期，他在战场上负了重伤被送回延安治疗，伤好以后就被留在中央机关当炊事员。他是个老革命了，大家就都喊他老班长。当年不少红小鬼刚入伍时都是先被安排在老班长手下打杂，如今这些人除了牺牲的，活着的都当了干部，有的都是团长、师长了，而我们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班长却还是个战士！”

小蒋问道，“那、那国民党那边现在有没有老一团的？”

“有哇，陈墨山的参谋长文达、74军军长唐金山，11军军长钟立夫，哦，还有73军军长鲁文才。”

“妈哟！”小蒋惊叫道，“这么说，咱们跟陈墨山、唐金山既是老冤家，又、又是老战友喽？”

冯滔哈哈一笑，他拍拍小蒋肩膀，“咱中国人的事，就是这么复杂微妙，比如你小蒋，既是******的铁杆皇侄，同时又是解放军战士。”

大家哄笑起来，小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这时候梁永泉故意推了小毛一下，“老弟，你也不简单。你既是******国舅，又是毛主席一家子。”

“你胡扯什么？”小毛瞪大了眼睛，“我跟毛主席连老乡都不是，我怎能是他一家子？”

“你以为你跟毛主席叙不上吗？”小蒋挤挤眼睛，“你还记得教咱们国文的毛老师吗？他是浙江江山县清漾村毛氏家族的。据他考证，清漾毛氏从前有过几次外迁，一支迁往奉化，另一支迁往江西湖南。你能说你跟毛主席叙不上吗？”

梁永泉打趣说：“还是小毛厉害，不管是共产党胜利还是国民党胜利，他都吃得开！”

“哈哈！”战士们也哄笑起来。这会儿，那三架敌机撒完传单，掉头往南边飞去了。

黄淮海地区最大城市金堰市中心区矗立着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西式大楼，穹窿形屋顶，拱形窗户，一楼中间是六根灰色花岗岩圆柱支撑顶盖的拱券门廊。跟四周低矮的楼房相比，这幢大楼显得巍峨气派。大楼原属一家在金堰投资的德国公司，后几易其主，现在是国民党江北行营办公楼。楼顶竖着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大楼周围布满了端冲锋枪的哨兵。

二楼第三间是行营司令长官办公室，青色大理石地板上铺着红色羊毛地毯，白色大理石墙壁上挂着******画像和军用地图，下方镶着柞木墙裙，松木天花板中央安装一盏枝形吊灯，天花板东头安装一台法国吊扇，吊扇下面是一张紫檀木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是一张深绿色呢绒长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乌木茶几，茶几上放这一只紫砂茶壶和四个紫砂茶碗，以及一台收音机，茶几两面各放一张单人深绿色呢绒沙发。这套沙发两边靠墙分别放着一张同样结构的长沙发，西边是一张铺着深蓝色呢绒台布的红木长方桌，桌上摊着军用地图，长方桌西边的墙上也挂着军用地图。东墙南侧是一扇小门，门里是一个套间，放有一张带弧形雕花床屏、罗马式立柱床腿的红木西式床，以及床头柜、衣柜、衣架、脸盆架等。

陈墨山此刻坐在舒适的真皮高背椅上，正跟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蒋安邦唏嘘不已:“许多人都以为我起家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师，其实我真正起家的老部队是独立一团！当时老头子只给我一个团长的空招牌。为了筹集经费，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了拉起部队，我到处登门求贤，连刚从黄埔毕业的谷雨都被我拉来了。我千辛万苦搞起来的部队，没成想一夜之间就****了！白里透红，剜心之痛啊！话又说回来了，我再怎么窝火，心里还是牵挂这个部队的。得知他们在那边第一次消灭了小鬼子主力大队的喜讯后，我高兴地连夜给他们拍发私人贺电。整整二十年了，我经常做梦都梦见我的老部下从远处漫山遍野向我跑来，嘴里喊着：‘老团长，我们回来了！’虽说这个团在共产党那边早已换了几茬人，可在名分上，我总还是他们的老长官呀。哎！他们这次要能过来，我真的要跟他们喝个一醉方休！”

说到这里，陈墨山眼睛湿润了，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庞往下淌，他掏出手帕擦擦眼睛。蒋安邦心头一动，显然陈墨山亲自对那个“共匪”部队写******真是动了感情，于是赶紧安慰他，“长官不必伤感，我相信您的老部队一定会归来的，届时，卑职一定陪酒。”

陈墨山欣慰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蒋安邦这会儿问道，“陈长官，除了战场上打冤家仗，您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您的老部队了吗？”

陈墨山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副日式望远镜。“民国27年（1938年）3月，我去山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议军机。正巧这个独立一团就在二战区防地附近的一个村庄休整，我就顺便去看望了他们。那时还是国共两党蜜月期，他们也知道我和独立一团的老关系，就为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我看见老部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前的老一团老人，这时候只剩一个团长常戈、一个副团长、一个营长以及一个伙夫了。听常戈说，抗战爆发后已经有五位原老一团老人阵亡了，还有一些在八路军其他部队和新四军里任职。不过，总的说来，这次会面还是很愉快的。他们给我赠送了一批礼物，都是缴获的鬼子战利品，一副望远镜，一把军刀，一箱日本罐头，一匹东洋马，哦，还有一只放大镜。”说着他抬手指指桌面地图。“当然，我也赠送他们一些礼物。”

蒋安邦起身走进写字台，接过望远镜，拿起放大镜，他发现，望远镜镜筒和放大镜手柄上都刻着一行工整秀丽的小字“赠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纪念，八路军独立一团，1938，3，28。”

他把东西放到桌上，坐到沙发上。陈墨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深蓝色硬皮封面相册，走到蒋安邦跟前坐下来，打开相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他。“这是我当时和老一团的合影照。”

蒋安邦接过照片，第一张，身穿将军服的陈墨山在几位中央军军官和八路军军官陪同下检阅部队并向列队官兵举手行礼。队列中的八路军军官也举手向他敬礼，士兵们则托枪行注目礼。照片上还有一行洗印时拿毛笔添加的文字“陈辞溪将军检阅老部队留影”。另外五张是陈墨山和一些八路军官兵的合影，照片上都有“老团长陈辞溪将军巡视本团留影”的加印字样。望着这些照片、望着桌上两件东西，望着陈墨山脸颊上不住抽动的肌肉，蒋安邦默默的感慨，没想到，这个一生反共的陈墨山对一支“共匪”老部队还这么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