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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秋茧来自祖辈183（第1页）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又对生活随波逐流；她是名门之后，却称自己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历经人间沧桑，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内心。

这种像秋茧一样包裹自己的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因素来源于童年，来源于父亲，来源于这个繁华凋谢的家族。

张的父亲张廷重是最典型的豪门二代，生卒年份恰好经历中国近代剧变，可惜剧本里没有他，于是在这个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悲剧。他没能像父辈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

身为寡母的李菊耦（张的奶奶）经历清末间十几年的家国之变，家族昔日的尊崇和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压在张父身上，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入侵，让她教导自己儿子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现在的词汇来形容：填鸭。

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张廷重八股学的学问成了无用。

张爱玲幼时对父亲不合时宜的举止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李菊耦又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故意给小张廷重打扮得像个女儿。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是深入这个家庭骨子里头的，在这种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也是新旧杂陈。

他订阅《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武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估计就是缘于父亲这个嗜好。

但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成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是张家里的一个异数。

这个女人很有湖南辣妹子的风格，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母亲性格里的不妥协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甚大。

缠过脚的黄素琼没上过学，却受到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反而是个“学校迷”，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可惜家庭原因……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看不惯丈夫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干预，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住在上海的两口子闹别扭还顾及面子。后来搬到天津，黄素琼劝告无效后彻底冷了心，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后来张爱玲只穿自己裁剪的衣服，估计来源于此。还好有个小姑子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的陈腐。在张爱玲4岁时出国留学，母亲虽已28岁，借口监护小姑子，自己改了个非常文艺的名字“黄逸梵”，抛夫别子远走高飞了。这一走就到了英国。

远走只为追求自己喜欢的，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委屈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张爱玲的享乐主义来自祖辈，对生活的悲剧感来自家庭；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家常、人情练达来自父母的离异；她生在名门却想挣脱这个跟随一生的枷锁。由于幼时缺乏小户人家的天伦所以和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使她整个人显得孤傲，像秋蚕将自己包裹得严实。不得不说，张爱玲是个极度纠结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