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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汉详细（第4页）

西汉地图（15张）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战乱不休，致使河套为匈奴所据，南越、闽越、黔中等地相继独立，至汉初国土仅剩214万平方公里[20]。到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边拓土，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套置朔方郡、五原郡[124-125]；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126]，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125]；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128]，又平西南夷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129]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130]，将西南边境推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满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131]，自此奠定汉地基本范围；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132]，将北疆推进至戈壁沙漠一带。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乌垒城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133-134]

东汉地图

东汉地图（15张）

东汉相对西汉国土有所收缩，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135]，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136]；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控制[137]；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138-139]；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140]，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141]；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142]，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143]；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144]，西南得以扩充至缅甸北部；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100]，西境抵海滨[145]；后“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直至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146]，并于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平定西域诸国，然而乌孙及葱岭以西诸国已脱离汉廷的控制，自此“三绝三通”而终。[147]东汉末年，因海内虚耗、人口锐减，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不过将盘踞河东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汉官司马兼领之[148]。[134]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芮。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149]

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149]

蜀汉时期的领土范围大致为今四川、云贵、陕西旧汉中府及缅甸北部地区一带，虽然昭烈帝刘备曾经大举伐吴，诸葛亮、姜维屡次北伐，但终究未曾改变蜀汉的基本国土范围。[149]

行政区划

州作为行政区，在西汉武帝时萌芽，到东汉末年正式成型。自元封五年，始在郡之上设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150]。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150]。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150]。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150]。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134]汉朝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151]；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151]；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151]。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151]。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廷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151]。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152]。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又称内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153]

日南尉丞

日南尉丞

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西汉时称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太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公办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153]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二十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保卫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153]

秦末汉初，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仅剩1300万[156]，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有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对外战争的沉重徭役人口锐减至3200万，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157]，汉昭帝、汉宣帝相继息兵养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156]。元始二年（2年）西汉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158]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16]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159]。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起义导致人口锐减[160]，东汉建立后人口开始恢复。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国有户4279634，口21007820；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国有户5860573，口34125021；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国有户7456784，口43356367；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有户9237112，口53256229，垦田面积达7320170，为东汉之最。[101]至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161]不过古今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百越等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162]，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16][163]。

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经过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三国初仅余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16][164]

农业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代画象砖“牛耕图”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65]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166]。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167]。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168]，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167]。[165]

冶铁

东汉杜诗水排

东汉杜诗水排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169]。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169]。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165]

纺织业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169]。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171]。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17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