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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英宗皇帝还未亲政,所以上午的时间被安排学习四书五经和史籍经典,下午需要去练习骑射。
晚上还要温故而知新,诵读白天所学的知识课文。
练习骑射,或许这也是英宗皇帝敢御驾亲征的原因。
同时,书法练习也不可懈怠,“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
满满当当的课业日复一日,几乎没有假期。
另外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听三杨内阁给他讲解政务,可以说一天到晚都没有闲着的时间。
或许有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其才能免除学习,得到短暂的休息时间。
明朝虽出了不少荒唐的帝王,但初中期的皇帝还都算得上励精图治。
特别是在子女教育上,他们能做到言传身教,起到模范榜样的作用。
彼时,他们经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治国经验和人生经历编书成册,以便流传下去为后世子孙提供学习教材。
明太祖朱元璋就在《明太祖实录》中,以汉武帝和商纣王做对比。
“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用此话来告诫子孙要懂得惜民惜才,不能奢靡无度,压榨百姓。
除此以外,明成祖朱棣编纂《圣学心法》。
他以自己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方略教导太子,希望其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
而后,明宣宗朱瞻基制订的《帝训》和明宪宗朱见深编纂的《文化宝训》也被经常拿来教导皇族宗室子弟。
也正因此,博览群书是作为皇储和皇室子弟最基本的素养。
皇室的藏书阁遍集天下名着,为皇子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教育氛围。
朱元璋在刚攻克元朝时,命人将元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都带往金陵。
后来,他也经常派人在民间寻找遗书,把找到的书籍都保存在文渊阁。
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又命人“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
每次藩王有立功表现时,除了赏赐金银田地,也会慷慨奖赏大量的古今图书。
但光会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理论教导,明朝皇帝也注重培养太子和皇室子弟们的实践能力。
朱元璋治国期间就有过规定,当举国上下在郊外举办盛大祭祀活动时,皇太子必须留在宫中处理各项政务,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未来储君的治国能力和处理政务的能力。
这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出阁学习制度对太子的能力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令其能“讲经说史,徐扬德性,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国家之重”。
如此一来,国家未来有明君可以,也就维系着整个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平。
只可惜,土木堡之变以后,这项祖制就逐渐偏离了原本的方向。
到了明朝后期,各个皇帝开始有意拖延太子出阁时间。
明英宗的皇太子朱见深出阁读书时已经年满12岁,明孝宗的太子朱厚照虽然出阁时间没有偏离太多,9岁出阁读书。
而当今的隆庆皇帝,他在登基初始就拒绝了礼部进献太子出阁读书仪注的编制,之后更是多次阻挠即满八岁太子朱翊钧出阁读书。
当时,礼部以“国家旧制,东宫出阁读书期不出八岁”为由劝谏。
但隆庆皇帝始终态度坚决,将出阁时间定在太子十岁以后。
当然,这其中也有魏广德的原因,因为他在和隆庆皇帝讨论育儿之道时,魏广德就曾感叹学童启蒙太早,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他的儿子虽然会早早发蒙,但绝不会上太多课业,每天最多学习一个时辰。
小孩子,还是要有更多的玩耍时间。
也不知道是否受到这些话的影响,隆庆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就变得不上心了。
因为一旦开了口子,之后的教育可就不是他这个皇帝能控制的,那得是内阁、礼部商议而定,总之他们是能够找到各种理由实行自己的教育。
皇帝希望太子能文武双全、才德兼备,可大臣们则倾向于让太子只学习四书五经,骑射和其他军政学习则予以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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