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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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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师、结交名士,疯狂砸钱招待读书人,最后捐粮买了一个小官,每天乐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贪,还倒贴钱把工作做好。
眼前这个商人,觉得陈渊愿意为商贾说话,陈渊的学问肯定是好的,于是就把儿子送来拜师。
听到朱铭的脚步声,陈渊起身说“探花郎回来了,伱们自去交谈。”
商人连忙朝着朱铭作揖“小民车贵柔,拜见朱学正!”
朱铭微笑说“车行首请坐。”
车贵柔捧出木盒,扯下红布,拉开盒盖“朱学正仗义直言,为我等炭商弹劾贪官,竟被官家罚俸两月。东京炭商皆倾慕之至,略备薄礼,不成敬意。”
盒子里躺着两块金饼,大约价值二百贯。
北宋末年金价极高,一两金子,至少价值20贯以上,有时甚至能达到30贯。
朱铭瞥了一眼,将黄金推回去“不必了。”
车贵柔说道“此非俺一家之礼,乃炭行商贾所共进。”
朱铭也没说收不收下,转而问“此次炭行罢市,打算罢多久?是为了抬高炭价吗?”
车贵柔说“石炭司一边逼着俺们低价卖炭,一边禁止外地炭商卖货给俺们。炭行罢市,不为抬价,只为能够平价进货。外地炭商也退无可退,只能相约一起罢运。请朱学正,再上疏弹劾石炭司!”
朱铭笑道“原来这两块金子,我还不能白收,须得再帮你们上疏。”
“岂敢,事成之后,还另有谢礼。”车贵柔说道。
朱铭问道“炭行几十家商贾,就没有别的官员帮忙?”
车贵柔感慨道“三十年前,炭行还算能说上话。后来就日渐衰弱,哪里还能结交清贵?”
官办企业挤占煤炭市场,是从仁宗朝开始的,官员直接下场捞钱,当然比商人孝敬得到的更多。
如今,炭行商贾被搞得财力薄弱,只能买通朱铭这种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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