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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夸张的白云观高老道（第1页）

正史没写的政治能人

天蒙蒙亮，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响起清脆的梆子声。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两下快，一天开始了。

苦行道士默默地干活，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做早饭。过了一会，上层道士也起来了，梳头、洗脸、穿袍、戴冠、系绦，六点半钟板一敲，就要开始念经了。

诵经、修持、用膳，基本上就是道士的一天。生活在这里，人们还会生出无聊的欲望，还会想着对抗生活吗？

答案是会的。

白云观住持高仁峒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野心。

白云观虽是洞天胜地，树木繁茂，宁静悠远，却不够气派。殿宇年久失修，渗水漏风，不无残缺。光绪七年（1881），高仁峒接过白云观住持的大任。六年之后，白云观重修吕祖殿。大动土木数十日，白云观焕然一新，高仁峒不由得心生豪迈之情，在碑记中写道：“此本观数十年有志未逮之事。”

前人未能做到的事，在自己手里做到了，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座焕然一新的宫殿会在岁月的侵蚀下再度残破，但高仁峒这个名字必然会留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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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画像。图源：北京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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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的历史非常悠久。1227年，丘处机去世，葬于此地。此后，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派第一祖庭。

在古代，城市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贵族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计，道士也不过是诸多职业中的一个。清朝以来，白云观一直试图讨好权贵、广结善缘。

重修吕祖殿，就是得到了二品命妇“董母素霍拉氏”的施舍。后来，吕祖殿修缮完毕，但是“一切彩画尚缺”，又有京西罗庄“耆公英舫、全公颐斋”二人出钱添彩画。可以说，正是贵族信众的支持，才成就了高仁峒的野心。

光绪十六年（1890），高仁峒又嫌白云观拥挤，缺少一个集会场所，于是修建云集山房。建成之后，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花花草草，一应俱全。明面上，他强调要恪守清规，不要把此地当成公宴之地，扰乱了道门清净。实际上，这般优美的场所，自然是要吸引权贵前来游乐的。1892年，晚清大员豫师就曾在白云观宴请荣禄、李鸿藻、谭钟麟等大官要员。

修云集山房的钱是谁出的呢？宫里的太监刘诚印捐银一万五千两，董大老爷捐银两千两，增景堂张宅捐银两千两，孙七老爷捐银五百两，张大老爷捐银五百两。动辄成百上千的捐赠，再加上平日里的香火钱，可以想象，白云观拥有多么丰富的观产。据光绪十二年（1886）的碑刻可知，仅白云观的一个下院玉清观就有“田产四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

既然有了宏大的宫观，自然要多多传戒。

传戒是德高望重者将道教的戒律传授给普通道士的一种仪式。这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活动。有人做过统计，在1807—1908年间，张合皓传戒1次，弟子108人；张教智传戒11次，弟子925人；郑至祥传戒3次，戒子246人；吕永震传戒1次，戒子10人；张圆璿传戒4次，戒子633名；孟永才传戒3次，戒子332名。而高仁峒传戒4次，戒子高达1599名。

为高仁峒传戒的前白云观住持张圆璿曾说过：“古人已往，沧桑迭变，举功德事业，岁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志载其真，而听其湮没可乎？”白云观如此声势，岂能埋没？一代大师，岂能无名？

再幽深的园林，也敌不过人世的喧嚣。

白云观向来是北京城的热闹之地，尤其是在正月。白云观初一开庙，正月十九为燕九节，据说是因为丘处机生于正月十九。整个正月，白云观游人最多，僧道之徒，勋臣贵戚、贩夫走卒、士人游女络绎不绝。如潮的香客纷纷解囊，捐赠的香火钱，足够白云观小半年的花销。

相传，十九日那天晚上会有神仙降临白云观，游人遇见可以祛病延年，道士遇见可以羽化成仙。为了等待神仙，许多人留宿观中，男女混杂，还引起了卫道士的不满。当然，更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老道骗取钱财，也有青年男女借机私会。

当时还流行一个风俗，名为打金钱眼。每当庙会开放时，道士会坐在石桥下，前面悬挂面盆大小的假铜钱，中间的洞孔悬挂铜铃，游人用铜钱抛掷，击中铜铃则预示新的一年吉祥顺利。每年正月，石桥前游人围得水泄不通，争相掷击，铿锵之声不绝于耳，使得桥下积钱累累。

历史似乎很难抵达白云观。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然而她和皇帝的冲突已无法避免；大洋彼岸的日本颁布了《明治宪法》，走出了向西方学习、但又稍显古怪的一步。五年之后，中日之战就会让一切天翻地覆。

而在白云观，有野心的人继续往上爬，百姓仍渴望与神仙相遇。历史的水面浪涛翻涌，可水底下依然是平静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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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庙会。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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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能够实现野心，少不了一个人的支持。他就是白云观背后的大金主——太监刘诚印。

刘诚印，小名多生，直隶人。他很小就当了太监，后为怡亲王所赏识，入选内侍，赐名增禄，字德印（亦有写为“得印”）。同治七年（1868），刘诚印入白云观，拜张圆璿为师。同治十年（1871），刘氏与高仁峒同时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