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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昏天黑地的快乐,就成了愚昧,有所变化才没有灾难。
西汉末期歌舞升平,从汉元帝开始,皇帝们快乐地享受帝王生活,浑然不知民间疾苦之根和王道兴衰之理。
汉元帝因为身娇体弱,委政于宦官,他还算幸运,总算没有引起大乱。汉成帝、汉哀帝却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只顾着纵情酒色,男女通吃,朝政已是极度腐败,埋下王莽篡汉的祸根。这两人不懂养生之道,一个比一个死得早,却把一副烂摊子丢给了不到九岁的汉平帝。
当皇帝只顾着花天酒地的时候,这个老大帝国已是积重难返了,稚嫩的汉平帝有心杀贼却已无力回天。到最后,一个只有两岁的懵懂稚子孺子承受了所有的灾难,但他有什么错?
错只错在,错生于帝王家。
自古以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诚然如此。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变化才有进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是。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
长安的繁华已然暂时谢幕,洛阳的伊水重新泛起清波,
当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被蛀虫掏空枝干轰然倒塌,腐烂的枝丫上重新长出新芽,迎着光辉灿烂的朝阳,一个崭新的国度重新矗立在东方之巅,汉光武帝刘秀接过了先人递过来的文明火炬。
他该怎么做,他能怎么做,他会怎么做?
四个字:稳中求进。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可知兴衰更替之理,而前朝得失莫不在人。所谓制度,亦由人定,由人废,由人变革,由人执行。
一朝祸乱之源,无非有二:不在朝堂,便在江湖。前者为宫斗、政变,后者为起义、举事。
鼓励农耕,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吃得饱饭,穿得上衣,住得上房子,养得起父母妻子,民间便无大事。
转而看起来,朝堂反而复杂得多,需要斗智斗勇,需要坚持和妥协,需要掌控和平衡。
首先,打惯了仗,经历过血与火的人,不能留。这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言不合就可以拔剑开干,靠他们开疆拓土是极可靠的,用他们平治天下则无异于水中取月,缘木求鱼。
汉光武帝大封功臣贵戚,赐以高官厚禄,爵位田宅,却收回来他们的军政大权。宋太祖赵匡胤玩的那出杯酒释兵权,就是学习自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的做法略有不同,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拥有重兵的功臣不得在京师任职,其次是对有功之臣封赏而不用。
鉴于西汉三公的权力太大,灭国之祸自此出。光武帝虽然还是设了三公之位,但把所有行政大权收归尚书台,由皇帝亲自指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台阁制。
尚书台设正职尚书令一人,副职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所有政令悉由尚书台直陈皇帝裁决。在光武帝以前,尚书只是专事记录的文书,光武帝之后,尚书的权力才渐渐开始大了起来。
当然,任何制度只有适用一说,而无完美通行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变革。台阁制解决了光武帝面临的问题,但以后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针对西汉后期吏治腐败的问题,光武帝大力整顿吏治,躬行节俭,选贤任能。相比民治的宽松,光武帝时期的吏制是严苛的。官员在任职期间犯错,会被剥夺爵位和封地,于是有功之臣为了保全爵位和土地,心甘情愿卸职返乡。
接下来,就是事关国祚绵延的问题了:立皇太子。
郭圣通为光武帝生下了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刘疆,阴丽华也为光武帝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刘阳。
光武帝原本打算立阴丽华为皇后,但是阴丽华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坚辞不受。郭圣通因此被立为皇后,刘强于是成了皇太子。
谁知郭皇后的舅舅刘杨突然谋反,被杀。大靠山倒台,郭皇后失宠,她不知守藏之道,反而在后宫中搅风搅雨,争起宠来。公元41年,光武帝以郭后怀执怨怼、有吕霍之风为由,下诏废郭氏,立阴氏为后。
公元43年,刘强上表自请辞位。阴丽华的长子刘阳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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